（三）与现代汉语作比较。
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的长期演变中，有些字在音、形、义及语法功能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将这些字词在古汉语中的用例与现代汉语作纵的历史比较，不但有助于思考，还可以使初学者学会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古汉语中的某些特殊语言现象。如：
“项王、项伯东向坐”，“沛公北向坐”，“置之坐上”，“击沛公于坐”，这里的四个“坐”字同形。在现代汉语中，已分化为作动词的“坐”和作名词的“座”。
“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与“背”通假。同样，“早”可以写作“蚤”（“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邀”可以写作“要”（“张良出，要项伯”），“纳”可以写作“内”（“毋内诸侯”，“欲止不内”）。在现代汉语中，如果这样用就得算是别字。
这些用例，说明司马迁写《史记》，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整顿工作，即秦代“书同文”之后，但同音、近音字互相通假等现象仍较普遍，有些字当时还未分化。认识这一点很有好处，解释古文时，就能有意识地把字词放到具体语言环境中，结合上下文加以正确的考察和认识。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应该仔细加以区别的字误认为是通假，造成“通假成灾”的现象。比如《鸿门宴》里两处用“召”字：“范增起，出召项庄”，“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一处用“招”字：“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荀子《劝学》篇中也用过这个“招”字：“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可见，召、招二字，虽音近义通，区别却是很明显的：用嘴叫人用“召”，打手势叫人用“招”。这是在字形方面。
在词义方面，这种纵的历史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沛公居山东时”中的“山东”，泛指崤山之东；“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中的“河”，在古代汉语中是专用名词，特指黄河，后来词义扩大，泛指河流；“河北”、“河南”，在这里指的是黄河之北，黄河之南。如把这里的“山东、河北、河南”和现代与之同名的三个省份等同起来，就未免张冠李戴了。
“请往谓项伯”，“请以剑舞”中的“请”，与现代汉语如“请去告诉他”之“请”，差别也很大。前者是“请允许我”的意思，“往谓项伯”，“以剑舞”的动作发出者，是说话者自己——“我”；而后者，“去告诉他”的动作发出者，却是听说话的一方——“你”。
“于是遂去”，“脱身独去”，“项伯复夜去”，“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欲呼张良与俱去”句中的“去”，在古代汉语中都应理解为离开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中的“去”字，运动方向正相反。特别是当“去”反带宾语时最为明显，如：“逝将去女”、“去国怀乡”，是“离开你”、“离开国都”的意思。而现代汉语中如“去北京”，则是“到北京去”的意思。
语法功能方面，这种比较的作用更大。如：
名词、形容词用作动词：“范增数目项王”，“沛公欲王关中”，“沛公军霸上”，“项伯杀人，臣活之”。
名词用作副词，即当状语用：“吾得兄事之”，“常以身翼蔽沛公”。
再如“是”字在古汉语中大多用作指示代词，如：“当是时”，“张良是时从沛公”。在现代汉语里，“是”字当判断词（系词）用。
“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一句中，就有两个词与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完全不同。一是“所以”，古代汉语里用在因果复句里表原因，现代汉语里则表结果；一是“非常”，本句中与“他盗出入”组成并列结构作“备”的宾语，是实词，指“意外的变故”，而现代汉语中的“非常”一般是程度副词，用作状语。
（四）对有分歧的注解或不同的译文进行比较。
一般认为，对学生只讲一种为多数人公认的结论就行了，讲不同的见解容易使他们无所适从。其实，让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善于开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有什么不好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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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高一年级《鸿门宴》教学设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