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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语文高二年级《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教学设计

浏览次数: 492次| 发布日期:10-05 21:45:56 | 高二语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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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国诗人从五十年代开始,创作质量就呈下降,跟风、写口号诗、教条诗、搞大跃进。我一直以为穆旦是少数的例外,因为从《八叶集》那几首晚年诗的质量看,确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现在我才发现,穆旦也不能免俗。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穆旦共写了三十八首诗,其中五十年代的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不看内容,单看这些标题吧:《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 《感恩节 ——可 耻的 债》、《去学习会》、 《三门峡工程有感》、《 九十九家争鸣记》。再随便挑出几句诗看看: 
   
        感谢上帝——贪婪的美国商人; 
        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 
        …… 
        感谢上帝?你们愚蠢的东西! 
         感谢上帝?原来是恶毒的诡计。 
         
  一个杰出的诗人竟沦落至此!上面的引诗写于一九五一年当时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沉浸于一片乐观主义,歌功颂德,但政治压力似乎还没有——我是说,还没有到了要求或强迫诗人写上面这种引诗的时候。诗人迫于时势,写不愿写的东西,并不奇怪,例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诗后遭迫害,后来又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阿赫玛托娃也因儿子入狱而被迫写了迎合政治形势的诗;南非诗人汴庭博坐牢时也写了讨好狱卒的诗。但是,他们都是在可怕的压力下写的。而穆旦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至于很恶劣——他至少还有不写的自由呀! 
   
  有时不能不惊异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就像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大失水准一九八九年是另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变了样:就我这一代而言,很多诗人都不再写诗,去搞别的领域现在看来,事业上也都很成功——这是个不坏的选择;另一些作家心态都变了并相应把写作变成一门投机生意。更令我惊异的是连穆旦这样一位在一九四八年仍写得很好的诗人,其想像力到一九五一年竟好像突然萎缩和瘫痪了似的(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停写,就像很多中国诗人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停写)。这是他一九四八年八月也即一九四九年前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三句: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 
      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 
     面包和自由正在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仍是有力度的诗句! 

  《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写的都是美国经验。这些诗,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人民文学》发表从完成到发表,有六年的间距。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诗作,而不是匆匆发表然后后悔莫及。他怎么连一点判断力也没有呢? 

  对很多诗人来说,有些题材是不可写的,一写就坏。所谓社会批判之类的题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类题材,一写就立即跌入俗套的陷阱。理由很简单,它们本身就不值得去写!比如说,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有杰出的想像力,随便说出来都能妙语如珠。可是,一旦他们谈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通胀楼价、股票,他们能谈出些甚么来——他们只能像一般人那样谈而“像一般人那样”想、谈、 写, 正是诗歌和诗人的大忌。这些题材是不能写的!除非诗人把它们当成对自己的题材的挑战来写,那还有可能带来突破,事实上一些外国诗人写社会和政治和战争,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的,例如奥登等人;还有一些诗人一生都与政治挂钓,写这类材题压根儿不会对他们构成障碍或损害例如聂鲁达(曾经竞选总统),例如桑戈尔(塞内加尔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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