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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此信写得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丝丝入扣，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白话文一统天下，廖承志的这篇浅近文言公开信，对于尚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显示了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予以鼓励和劝慰，甚至训诫，有相当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也是中国亿万百姓的恒愿。现今，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了桌面，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亦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公开信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归何待”的话，稍加变动，又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思。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推动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五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守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的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台独”声浪的夹击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支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赴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为此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具体分两步实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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