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珙少时，谒梦于大乾惠应祠。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风”五字，未晓所以。迨登第，除诸王宫教授。一夕，上幸宫邸，问诸王何业，珙答以“属对”。时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对‘斜窗抝明月’。”诸王方思索间，珙遽对以“曲巷勒回风”。上曰：“此神语也。”
刘珙，字共父，北宋末登进士乙科。绍兴中迁礼部郎官，孝宗朝拜参知政事，官终观文殿学士。此条明言其作“诸王宫教授”后，曾教诸王“属对”，属对与对课，在这里就融为一体了。属对进入对课，不仅增加了对课的活力，也推动了对联的发展。
元明时代，对课已比较盛行。《春明梦馀录》言及明阁臣为太子授课，“皆有对偶之句”，且“由浅渐深，由近及远，比物连类，触发颇多”，这种教授方法正是对民间私塾教授方法的继承。阁臣还“将旧对佳者集为一帙，恭候东宫(即太子)时取观览”，足见对对课的重视。郎瑛《七修类稿》说有人曾以“人间自古无仙骨，地上于今有凤毛”一联“课徒”。而阁老袁元峰十岁时，县令审里役于清道观，元峰随父前往，县令问他“曾习对乎”，又出“三清殿上飞双鹤”一联使对，元峰对以“五色石中驾六龙”，被县令称为“神童”。袁元峰年仅十岁，对对子的水平就这么高，实属难得。而宋代以来，诸书所载之“神童对”比比皆是。其中不免有虚夸成分，但真实的情形亦当不少。这些所谓神童，能如此敏捷地对出好对子，同他们从小就受对课训练，是分不开的。
清代，对课在私塾中更是随处可见。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就有如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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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民国年间，私塾在乡村中还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而对课也延续了下来。笔者小时候就读过《声律启蒙》，其时离解放已经很近了。等到新学取代旧学，对课便随之消失。
二 对课的方式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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