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将村党支部书记由选举变成上级党组织选派，有悖于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选派村党支部书记，实际上取消了党员大会对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程序，而党章第29条规定：党的支部委员会（当然包括村党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选派村党支部书记的做法，使基层党内民主落后于社会民主。在我国广大的农村，早已实行了村民自治。在村委会主任实行村民直选的情况下，村党支部书记却由上级党组织选派，可能导致村党支部和村委员会之间的民意支持基础的距离拉大，由此产生的村党支部和村委员会之间矛盾更难解决。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的设想也就难以实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村委会直选为基础，而不是形成“两张皮”。乡镇党组织应当通过实践培养一批扎根于农村和农民群众之中不走的村党支部书记，做农民的“领头雁”。而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还是应该通过“两推一选”的方式，把党组织的意图和农民的意愿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员意愿和群众意愿的统一，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并真正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从上述的利弊分析中，不难看出，选派村党支部书记的做法，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过渡办法，但不应成为农村党支部建设的发展方向。
七、以法治方式管理农村事务
今年
我国有3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到11月4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8周年。多年来，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中，存在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 非常值得探讨。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特别是实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乡、村两级由过去的上下级行政从属关系变成了独立法人间的法律平等关系，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进入转轨时期。农村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这个变化有关。如果还沿用过去一些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方法和农村管理的手段，现在显然不适应了。围绕这个变化，我们提出把法律手段作为主要方式来管理农村事务，对农村事务的管理由过去的行政手段为主转为以法律手段为主，并辅以行政的、经济的和乡规民约的手段对农村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应该是一个方向。
同时，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过程中，本文来自由于认识和工作不到位，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第一，村委会直选出现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一些地方村民自治实际异化成“村主任说了算”，造成“政令不通”。 一方面，实行村民自治，从制度上有效地改变了过去村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题。但是也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有的村主任认为自己是村民选的，所以只向村民负责，消极对待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布置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村主任或村民委员会的错误做法，甚至违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纠正。特别是在直选中，一些素质不高的人被选进班子。个别村的选举由于受到家族、宗族等势力的左右，大户、大姓当选，导致新当选的干部素质不高，能力不强，有的作风不正，不为民办事，有的还严重侵犯群众利益。还有个别村由于某种原因，把一些违法乱纪的“强人”、“恶人”选进班子，这些村干部上任后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外面有些地方甚至有的村干部成为农村黑恶势力，有的打着为民请命、谋利的旗号，与政府对抗，强揽所在地工程，以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督主体和监督程序，村民难于实行有效监督，而乡镇一级又无力纠正，形成“政令不通”，个别地方甚至成了“无政府状态”。拿老百姓的话来说，过去是“团长管营长，营长管连长”，现在是“团长能管住营长，营长却管不住连长”（“团长”指区县政府，“营长”指乡镇政府，“连长”指村委会）。二是一些党的基层组织没有学会依法办事。我们的基层组织包括一些街道社区的党组织没有学会依法办事，在选举中从主观愿望出发，违反选民意愿，带有明显倾向性，还是按过去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主持农村的选举工作，使农民很反感，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被动。
组织部长在村干部培训班上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