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奎、沛夫认为前一种意见是错误的，没有抓住“先生”的本质特征。他们依据毛泽东同志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认为三味书屋的这位“先生”的本质，“就是一个忠实地顽固地宣扬反动腐朽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是一个儒家的代表”；“在鲁迅笔下，先生是一个被批判、讽刺的可憎而又可笑的反面人物。” (见《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几个问题》，原载济宁师专《函数教学》1975年第1期。）
南京师院图书馆、中文系编的《文教资料简报》1976年第1期《关于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把作品中的“先生”落实到现实生活里的寿镜吾并根据对寿老先生生前的种种传说，认为把他看成“腐儒”，“似乎与鲁迅原意不十分吻合”。曲辰也是把“先生”与寿镜吾联系起来看的，他认为对“先生”应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曲辰认为作品中的“先生”并非是“不学无术的腐儒”，他“实行那一套是题中应有之义，完全不足为怪”；而现实中的寿老先生，据有关资料，他不仅“知识渊博”，更可贵的是“具有反帝爱国思想”，对鲁迅关心，鲁迅对他“也非常尊敬”。因此曲辰认为作品中“对寿先生的描写丝毫没有恶意”，“仅对他作了若干委婉善意的讽刺”。 （见《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原载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参考资料》1977年第3、4期）
常明对前一种说法提出异议，他说：“作者既未点寿镜吾先生的名，因而提出‘关于对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的评价问题’，在提法上倒是不十分吻合鲁迅的原意的。”他认为“如何评价现实生活中的寿镜吾和如何评价作品中的塾师是两回事”，因为“作者总不免要进行一些加工”。作品中不点明“寿老先生”，常明说，这是作者“怕人落实而影响塾师的典型性，从而影响主题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他认为李何林说“先生”是“典型的腐儒”，“正是根据作品的具体叙述而肯定”的。 （见《试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两个问题》，原载《语文战线》1976年第4期）
四、对本文主题的分歧意见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是什么？众说纷纭。就其主要分歧来说：一种意见认为，本文的主题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
1．主题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
李何林认为：本篇的中心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用乐园似的百草园生活来和阴森、冷酷、枯燥、陈腐的三味书屋相对比，一个是多么适合儿童心理，表现了儿童的广阔的生活乐趣；一个是多么妨碍儿童身心的发展：像《论语》《幼学琼林》《周易》《尚书》这些宣扬封建毒素的古书，艰深难懂，逼着学生死记硬背，不懂也不能问。
重点在批判封建教育，揭露私塾残害儿童的身心发展，但百草园毕竟不是学校，不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课堂，不过是能引起儿童乐趣的地方，所以这不是写两个课堂。
作者写这个私塾老先生，说“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是传言，并不是作者的看法。作者的看法已渗透在全篇的叙述中：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生动的对比；通过对这位老先生一面教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一面自己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欣赏无聊文章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写学生按规矩如何先拜孔子后拜他，鲁迅如何抱着求知的渴望和仰慕的心情拿天真的问题去请教他，而碰了一鼻子灰……说明了他是一个体现孔孟之道的、不学无术的典型腐儒。不过作者还不是把他写得很凶。他对学生也“大叫”“瞪眼”“怒斥”，偶尔也打“戒尺”“罚跪”，但这些都不常用。对这位老先生，作者是用轻松幽默的笔调予以揭露。
这篇散文不仅写景细致，且景中有情。景是儿童心理的景，情是儿童心理的情，使读者感到此情此景亲切可爱：使人爱文中的景，更爱景中的情，更爱有这种天真感情的儿童，从而也就更憎恶夺去儿童“好景”的封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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